怀疑论者的欢愉
近期我所经历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内心的变化，非常刺激，在那之前我根本无法从具有逻辑的理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大多数谈到的话题都是随心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即便体现出一些有道理之处，也仅仅只是“私字一闪念”，现如今却又有一些不同——我认为这一点上 ai 工具对我是非常实用的，我在《今天学点啥》上面观看（不如说偷学）了1070多个小时的教学视频——对哲学，或者说所谓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腆着脸写了一些相关文章，说实话，一切的哲学，对我而言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是，哲学本身被人理解为反思、追问这个结论，让我想到了身为一个爱好者的乐趣——怀疑，与解释（不如说是翻译）。
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问题，其实是对这种怀疑的一种合法性建构——我不从笛卡尔来，我也不从休谟而来——我从这里发现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当我们发现，文科，甚至哲学无用之时，我们其实更应该看到这背后的一个社会控制的本质问题。让我们先从两只著名的乌龟说起：
第一只乌龟，是哲学史上著名的芝诺悖论说的，与阿喀琉斯（在某些哲学史书籍中也被叫做阿基里斯）赛跑的乌龟——这个问题在很多哲学史著作以及数学问题讨论的著作中都有相关记录——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诡辩学说，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古人争议，他才得以被保存，而被现代哲学家们重新发现了其思想价值——这一点倒是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非常相似，正因为人们把这些学说视为奇谈怪论，他们才得以保留下来为后人所知——古希腊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徒弟芝诺提出了几个悖论，其中之一说：有一个叫做阿喀琉斯的人，要和一只乌龟赛跑，但是从芝诺的角度看，如果阿喀琉斯先让乌龟跑一段路，然后再追，那么理论上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因为每一次他走过一段路，乌龟同时也走了一段路——这个过程无限重复——所以数千年来无数人谈这个问题，但很多现代哲学家包括数学家们说人们至今都找不到可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的表面上看很简单，因为乌龟的运动速度和运动幅度都不如人，所以即便乌龟比阿喀琉斯先跑，人可能一步能走完其半天的路——其实这个话题和庄子与惠施讨论的木棍问题有的一拼，他们都触及了一个难题——为何无限的材料看起来可以是有限的，反之，为什么有限的物质可以无限拆分？
当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恐怕也解决不了，我更想说的其实是第二个乌龟。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被说到烂的龟兔赛跑的故事，一直以来，他都作为一种励志故事被我们所铭记——乌龟在这里其实什么都没做，甚至也没咋努力，就是按自己的节奏参赛，结果意想不到的赢得了比赛——因为一直以来兔子的傲慢与偏见问题。如果从这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分析，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寓言故事、文学故事、励志故事、成功者的自传之类的故事类文章，都是一种宣传品，他们的本质是，鼓励大众积极努力去创造更成功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
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这篇文章也就没多少意义了，因为我们可能经常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之前说到了存在即合理的真实意义，结合诸多方面的考虑，我们实际上可以对所谓的励志故事和寓言故事做出一个原初本质审判：
实际上这些寓言故事本身是一种基于幸存者偏见的误导性的故事，我们可以给出如下一些理由：
第一是，在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中，兔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兔子对比赛不上心，而不是因为兔子的能力问题，因为在天赋问题上，兔子就是要比乌龟跑得更快——而乌龟就算再努力，那也是龟速，因为他们本身的基础就不一样，这个故事营造出来的感觉是，似乎只要像乌龟一样，就能达到某种成功目标，但结果和所谓的“守株待兔”一样，在这个比赛中，实际上意味着，你在赌博，在赌敌方自身的溃败。
第二是，幸存者偏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很常见，龟兔赛跑问题，仅仅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乌龟最终赢了，并不是它注定了赢，而是在数千次数万次这类似的比赛中，他唯一赢了这一次，于是因为这唯一的一次赢，它就被树立为教化大众的典型案例。为什么我们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我们预设了两个基本问题——失败多了，必然会有一场成功，而成功之后，失败就成了铺垫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痛苦，成了成功之路上的必然牺牲——一个人也许失败了一万次，而偶然成功一次，人们就只会记得他的成功，而忽略其失败——这对这个人或许是一个安慰——当然这对于成功者是一个安慰——但对于失败者来说尤其讽刺。因为很多失败往往都是一次性的。
也就是说，他让诸多人冲上独木桥，但真正能过去的，恐怕只有几个，而那些失败者往往会被告知——失败是成功之母，正因为如此，你经历的失败，只是偶然，你要继续失败或者下一次就成功了——结果是，让无数人仅仅是为了成功而付出了毫无意义的时光与精力——让他们以为自己没有成功，是因为自己要么没有失败到足够多，要么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尝试——这种社会的规训，让很多人生活在一道又一道牢固的枷锁中。
第三是，成功者往往赢者通吃——为此，人们必须要为其成功找到合理的理由，总不能说，一个人就忽然而然成功了——没人会追究孙悟空的师傅是谁，但是现实中的人会，有趣的事是，成功学大师们，往往自己是成功的，而他们推销的成功学本身却是失败之本。
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社会现实的根本问题——社会的正常运转，本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的结果——大家都认识不到社会是混乱的，不是社会不矛盾，不混乱，而是当我们意识不到时，社会本身就看起来没啥问题——或者即便有问题，因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小问题，要么被快速解决，要么被长期搁置，久而久之也就默认没啥了。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始终是存在于一个规则的社会之中，而出于人或者政治的主观意图，社会往往和政治是沆瀣一气的，也就是说在政治角度看，这种混乱反而是一种好事——因为他让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对自身生存问题的关注而对于其他更重要的社会问题失去兴趣——这实际上就是构成此在之沉沦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什么社会控制这个手段极其恶劣，但依然被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门所接纳并研究？——根本原因是，即便是现代再怎么先进的社会，也首先是一个社会，需要使用部分手段进行治理，这向来是一个根本难题——于是，很多社会中有意无意的创造性稳定架构，就会成为重点建设对象。
我们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充分意识到，我已经无法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而必须要在对世界的不断解构中生存下去——过去我们认为很有道理的故事，对我们产生了很多影响，其实细细一想，任何故事都在叙述道理，叙述道理的本质就是教育人——人们尝试以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道德伦理观念去教化他人，虽然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好的，但却无意中，自身参与建构了——自由意志的崩溃的掘墓机——也就是说那群在思考自由意志是否可能的人，他们的任何一种理论一旦说出口，都成为了对自由意志的枷锁——被定义的自由，只能是被定义的自由，无论它在定义中多么自由。
而龟兔赛跑的故事本质，让我多次思考其因果必然的可能性时，产生了一种疑虑，即，兔子在这次比赛中实际上并未失去自己的速度，而仅仅是因为一次疏忽，这一方面告诉了我们某种偶然性对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让我意识到了背后一种叙事逻辑的普遍性——过去我们认为人类是生活在一种普遍理性为基础的道德规范环境下的，倒不如说，反而是一种普遍非理性的——这让我回到了笛卡尔的怀疑主义至上——事实上当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它并不是在为存在及存在者下什么深刻的定义——而是指出了思本身的重要性。
我思故我在这句话里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思的问题，而不是我在的问题——因此即便是海德格尔这么厉害的理论家，实际上也不能真正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人的一切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有可能是追问存在，但是凡事皆存在，本身被形而上了，这意味着，思，本身也必然被纳入存在者的视角，那么我们就只能从存在论视角去审视思，也就是问题意识，以及怀疑的态度了。那么对存在的批判，就在存在论领域内无解了——因为批判存在论正好可以被解释为——此在的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形式之一——我们之前说了，一旦我们彻底进入某个哲学家的体系中，我们在他们的体系中是无法把他们击败的——那么我们必然要走出存在论，去思考怀疑——对世界的体系的怀疑，是最根本的，我在很早之前就谈到过一个根本问题——这个世界上，或者说人类社会中大多数所谓的意义基本上都是人自我建构起来的——它根植于一种文化、道德、经济等等基本要素，但是本质是，意义的人的参与建构特性，具有普遍性——这一点即便是在原始社会——譬如今天的某些原始部落中。
那么应该如何走出存在论视角去理解怀疑？我想这一点对于没有，或者完全不理解存在论的人来说反而更容易一些，因为怀疑本身是一种行为模式，思维过程，即他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必然性，只要反思开始，怀疑就开始了——我们对于存在者——此在的认知，仅仅之于追问角度，而忘了或者忽视了反思——怀疑的必要前提是，存在者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其实不能逃离存在问题的关系性发生——但是怀疑的对象，就是意向对象，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实物——后现代或者说从德里达开始的解构——实际上必然基于存在的现实性，当一切事物都必须要有一个存在属性才可以继续其他思想或者现实行为时，存在论就降格为了普遍性的理性的价值基础，而怀疑会被建设为更高级的一种形式——说到底，存在论本身依然是存在者，怀疑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上的批判，实质是存在者的自我批判——即拆除地基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知道，即便是我们上述所说幸存者偏见的概念，基本上也是一个幸存者偏见，因为目前为止只有这个理论成功的，完美解释了幸存者偏见问题——所以他的概念是自指的——在这种情况下，故事，无论是什么故事，他们给人带来感官刺激或者说美感意象的同时，在人的意识中树立了一种前伦理的道德教化可能性——之所以说是前伦理的，是因为他不一定会被理解为伦理上的真正的教化意识形态，因为理解本身是需要一定基础能力的——一个人必须要具有基本的智力，他才能具备批判意识——这里说到了寓言故事、教化的文学等等，这些实质性教化物的存在，指出了一个可怜的现实——没有人愿意直接接受宏大叙事——即便是让人牺牲，你也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会带来好处的——一个愿意为宏大叙事做出奉献的人，必然要相信这种奉献要么给他自己，要么是给他的利益相关者——常认为是集体——带来好处，否则他也不可能白白奉献——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了一个现实问题——任何一个反对宏大叙事的人，都不可能脱离宏大叙事——“反宏大叙事”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宏大叙事”。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之前多次说到了翻译，事实上，现实中的翻译往往面临一个标准的矛盾集合体——一方面翻译即背叛，一方面又要做到信达雅的所谓准确性——这让翻译家同时具备了叛徒和信徒两个身份标签——在怀疑问题的呈现中，翻译，往往意味着，思维与语言的脱离——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思想转换成语言输出的时候，你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况——
诠释、翻译，他们似乎很微妙，比如一个人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写出来，它具有一种现象，即是把思想诠释为语言，或者把思想翻译为语言，又或者说是把思想语言诠释、翻译为可说，可写的日常语言——这意味着即便是我们使用日常语言思考，他也把日常语言分为了思考用的，和书写用的，事实上——这表示，即便都是日常语言，我们交流的日常语言和我们思想的日常语言仍是不同的——这会导致，一个哲学家想象中的概念，和说出来的，写出来的，是不同的。
众所周知，人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进行某些更抽象的思考——有时可能用图示，但是思考的语言并不严格遵守说话的，以及书写的规范，即思想本身并不一定受制于语言的形式规范——因为他们可以是碎片化的，零散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把问题想清楚，他就必须先整合那些零星的，碎片化的思想片段，于是，等于是他首先在意识内对思想进行了规范操作，然后要再一次书写、说出它们时，又必须要进行书面化、口语化规范——所以，即便是康德本人，也有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思想，并不必然是他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那样了——因为他在将其表达出来之后，尤其是书写之后，必然要自己去读一遍，这阅读自己刚刚表达的思想过程（或者说校对过程）——极有可能本身也是一种隐形的驯化——即文字所固定的内容，虽然看上去像是校对，实际上是对思想家思想的一种反噬——这使得他错误的认为那些看上去表达了自己思想的内容，就是他的思想的内容——这些思想一旦被文字固化，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思想，进而在检验他们时，默认让他们去校对思想——除非表达出现歧义或者严重偏离思想，否则要是某些不易察觉或者基于理性范畴可以接受的思想与表达的差异，就会被忽略——这样一来，任何文字作品，都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文字表达，而不是思想。
这样，怀疑——必然要有一些虚无主义的基底，因为一旦怀疑到底，就会产生一切都不靠谱的错误印象，这必然导致滑向虚无，但怀疑的本质并非是要拆除大厦，而是要为一种本真存在的可能性服务——也就是说，它必然要成为一种再建构的前提——我们之前谈到了关于哲学无用的说法，之所以产生要为哲学辩护的想法，本质上是因为看到了，并怀疑到了这个命题的荒谬性——不过我们真正需要怀疑的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文科或者哲学无用呢？
这个问题，恐怕就更简单了，如果没有哲学，估计也就没有人愿意怀疑龟兔赛跑的价值正确了——在这个角度上看，哲学是一种不利于社会控制的思想武器——如果人人都是哲学家，我猜，今天的世界，恐怕会有数千上万个国家。
不过这倒不是我选择怀疑的根本原因，而是，它真真切切会给人带来极大的舒适感——怀疑，正是一切问题澄清的基础。
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大概会意识到我那段关于思想固化的文字，自身是自指的，也就是说，他也不一定表达了我的思想——然而我们不得不如此操作，正因为如此，我会使用翻译一词来描述我们把思想说出、写出的过程。
不得不说，翻译学（包括语言）也许比较适合做下一个欧陆哲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