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要再死一次
我不知道一个刚接触哲学的人是否有这种感觉——哲学最开始的地方，当然是对与世界的本质的分析研究，但是在这里，却往往有一个东西，一直都贯穿着这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古时期哲学的地基价值——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他就是所谓的神——无论是在古希腊的神祇们，还是奥古斯丁那个美好世界中的上帝，在哲学史中，他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学的是中国哲学史，似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感觉——不过中国哲学史中，却又有一种更人道主义化的替代性产物——即所谓的天、道。
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西方哲学始终不能抛弃上帝的重要原因的分析——即便是尼采之后，上帝依然在哲学中留有魂灵——这感觉，彷如吃屎吃到稀汤寡水——实在是填不饱肚子——还积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为什么我们对于上帝的理解，基本上都不靠谱，并且我们必须要让上帝再死一次，本质上是要让大家充分意识到，这个所谓的神，并不值得进入人类思想领域，占领道德和理性的高地。
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假设，上帝是一种二元状态的上帝：要么上帝是不完美的，要么上帝是完美的。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就会遇到更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神可能存在，但是因为其自身的不完美特征，导致其无法和所有人见面，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人们通过不断地对外对所有不信教和异端传播“正确”的信仰，才能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或者说，这个不完美的神，必然得需要大量的信众去信仰他，他才可以得到完美——这就可以解释为，神本身不完美，而必然得依靠人，神才可以完美——这样，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得不到保障（没有终极背书）的，因为神为了让自己进化为完美的存在，必然要亲自干涉，这样就像成了悖论，因为其不完美，他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才能完美，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可能做到真正干涉到世界上的一切——我们之前说到了神的完美，我们论证了神不可能再完美之下被认识和相信。
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有某种现实的实用性需求，而是必须要让其作为一种理性之终极保障——这是康德以及部分欧陆哲学家们在为自己的理论做最终诠释时必须要做出的预设，比如理性本身，或者理性为自己立法的行为，又或者身为此在是被「何人」或「何神」抛入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即便如康德这种脑子非常好的人物，他们的理性思维也必须要找到一个终点，否则他可能永远都会困在理性以及伦理因为什么而成立的问题中出不来——事实上所谓的找一个终极保障，本质上是在给自己寻找意义的过程——存在论在我看来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此在的在世存在理解为被抛——这个过程或许是无误的，任何一个人他来到世界都不是基于他的本意——因此我们会产生一种认知，即认为当我们说不到，找不到思想的终极保障时，我们只能把上帝搬出来了，因为在某些话题中上帝是完美的，自然而然，完美的上帝，神，当然必须一定得是理性、道德、存在、现象、物自体等等之类的最高保障。
然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只要真正动脑子的人都不难看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归根到底人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必然也得认识到，我们的理性也不完美，那就意味着无论康德如何做批判，如何做立法，把道德律说得头头是道，他都不可能做到诠释清晰理性为何物，因为这是自我论证——人类正通过理性来证明理性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这多么荒诞。无论是分析哲学也好，欧陆哲学也罢，正因为不完美这个原因，导致无论是谁的理论，都不能解释清楚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说句不好听的，正因为康德、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的理论至少留有一个以上的问题，人们才承认他的理论是哲学理论——在哲学界，如果出现了一个完美解决了哲学问题的理论——反而因为其过于完美（因其不现实），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而被哲学界驱逐——这就意味着，一切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哲学思想，都必须要面对不断提出来的新的社会的挑战——而一个哲学家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精力也有限，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如果不给自己的理论找到上帝这个终极担保，他们可能一生一世都得消耗在某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而都赶去自挂东南枝了。
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终极保证，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而如此这个问题的变态，其实是对于意义的启示的某种探索的望而却步——康德之前的人不明白，康德之后的人或许能明白一二——进化论（演化论）一出来，人类的存在就不再神秘了，也就是说，人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然变化的巧合的结果——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费米悖论问题，我们提出了终极回答，人类事实上是毫无意义地存在于世，人，个体的人是不得已的存在的，更早期的人类祖先何尝不是，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之于人，本身除了存在毫无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知道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要认识到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产物，我们之前也谈到了一个关键的介入点，就是所谓自然法的问题，在自然法的成立条件中，我们会谈到人的普遍理性，这个普遍理性因为涉及到了普遍，他就必然是常人的产物——普遍理性本质上就是一种常人的理性——他的普遍并不是因为这种理性对所有人都适用，而是说它是一种普遍大众都具有的基础的理性的保证，但是这个东西却又不得不令人产生一种疑惑，就是这个普遍是绝对多数的普遍，还是大多数的普遍？
因为如果越是限制范围，这个普遍理性的范畴就越缩小，也就是说，如普遍理性说的是所有人的普遍理性，那就不得不承认有大量的智力受损者甚至毫无理性，于是普遍理性的下限就没了，他这是陷自身于不义，所以普遍理当是多数理性人的理性，这必须要预设人是理性的，但这显然不能证明——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普遍理性自身并不稳定，在不同的社会，或者不同的人种之间，可能因为理性的程度、智力水平等因素，造成普遍理性本身的高低不稳，这就是说，即便是当我们说到了自然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自然法与自然法也不同——如果某个社会的普遍理性认为杀人可行，另一个则说不，难不成说那个只有不杀人才是真正的普遍理性？这不对了，因为这已经是让伦理先行了，但是伦理问题却又不得不建立在普遍理性的价值基础上——道德律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在道德律的保证下，人类社会不会崩溃，人类社会不会成为所谓的恶行世界或者「地狱」。这实际上意味着，如过我们从存在论或者海德格尔视角去看，所谓普遍理性本身是需要此在“本真觉醒”逃离的常人状态——当然不逃离也不影响什么——普遍理性与道德之间是存在着某种互相关联的理论前提的，这也表明，我们不可能，真正以其中之一去诠释另一种价值。
那么神自然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终极担保，我们之前说到了神的问题，他看上去像是理性与道德的担保，但是这种担保毫无意义，只是一种借口，根本原因是我们无法证明，而只能猜——问题就出在这里，想想看，为什么当康德谈到道德、理性问题时，显得极其深刻，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极端表现，但是当这个理性要为自己找一个担保时，他却选择了一种无法被理性证明的“神”之存在去作为他一切思想的终极担保——后来的哲学家们也有样学样，自己伪装成高度理性的思想家，结果当谈到高潮时，「啊」得一声，把脸交给了一个玄幻的意象——哲学的粪臭味，由此开始慢慢发生和蔓延开来。更不用说，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神长期在哲学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位置——要不是出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恐怕德国的哲学得称为宗教化的哲学也差不多，在神之上的理性，也不过是为了证明神之实有——就像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一样，他们固然也是科学家，却依然不得不在神的“视线”内部去思考理性。
当然我之所以认为要从宗教或者有神论的精神世界中走脱出来，是因为我实在觉得学习西方哲学，就像是在一堆粪里面找米粒，太难了——然而我还是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看为什么我本人不能相信一个所谓的上帝——我多次谈到我的无神论信仰，或者说无宗教信仰，根本原因是我似乎也深刻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理解什么是神——传教活动本身是对上帝的背叛——即便上帝叫信徒传教去——不如说，传播过程本身是一种背叛过程。
我们之前谈到过一个根本的翻译问题，这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当你把一个原始语言翻译成另一个语言时，你的工作必然是对原始意图的背叛，无论你多么信达雅——那么当你传播基督教观点意图使人信教时，你做得到的其实不是传播信仰，而是在给宗教组织拉人——因为这些信仰一旦被传播，必须要经过传播人的言说，为了适应不同的人的理解能力，他们的传播手段是不同的，一旦如此，信仰本身的内容，都会产生信息损耗或者熵增——我们说信息，其实当信息被装入载体时，他就已经发生变异了，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发生在接收者的理解过程中——这意味着每一次传教士去传播信仰，都意味着他们都在重新定义神、上帝，以及宗教本身——传播即诠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比如利玛窦的传教方式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当你信仰宗教，信仰上帝的时候，你就已经背叛了上帝（尽管我认为他不存在） 。因为几乎可以毫无例外地确认，每一个信教者都不是天然而然的信徒，要么是经人介绍，要么是自己读了宗教经典，而产生了某种信仰，这些资料，这些人本身，他们都是一种带有使命却又自己受常人影响的常人的本身——信教本身就是一种无感的沉沦——这问题几乎已经没有再陈述的必要。
我在那一篇说不再谈宗教的文章中，承诺不再谈这个问题，这几次已经破戒了，不过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他和哲学的强绑定——为此，我们不得不请上帝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