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词元”
我最近想到了一件可笑的事儿——还在不久前，也就三四个月左右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说中国的一些心理学家还是什么心理学专业人士们聚集在一起，号称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思想理论体系，那时候我只当作是一个高级玩笑，虽然觉得有点意思，但没有太在意，但前两天又看到一条令人感到可笑的信息——据说某些人要在全国征集人工智能，也就是（AI）的中文名，听说已经有人把 token 的中文名定出来了，叫什么“词元”——我想今年公务员考试怕是要把这个写进去了。
“词元”就是 token 的中文名。
从实际运用角度看，这种现象就如同创造了一门易语言，但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广泛普及一样，人工智能无论起什么样的名字，无疑是 ai 或者人工智能更能贴近现实，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从事情的本质看，如果说国外发明了一项先进技术，我们将其引进，并大力发展，然后为了所谓的掌握话语权，就给他们重新命名，这无疑是会招人耻笑的行为，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意义，只是这反而是制造了无尽的麻烦——我相信人们都知道儒家的一段名言，叫做名正言顺，所谓正名，本质上是为了接下来更好的实施其他动作——所以历史上夺权篡位的君主，都会十分忌讳自己的统治地位问题——而在中国，似乎没有人真正在乎这种历史带来的现实借鉴——这也不难让我们理解，为何鲁迅在这群人里面，也只能具有高度崇高性的象征意义。
本质上，这又是一个赢学角度的成就，如果按尼采的说法，即我们个体所谓的强力（权力）意志的充份体现，深入分析可以知道，大众对于异族、异类、外来文化的包容度，是一种违背人性的限制，而歧视、排挤、精明计算，本质上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其最厉害之处是，它会让一个人无意识地想要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他人——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劝告也好，还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设身处地、以心换心、换位思考也好，本质上是一种抵制原始意志的自我反对——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从单独个性化的角度，把外来的东西换个名字再进行融合？
我们也说到了这种权力意志的表现，其根本上需要借助于我们对于控制的欲望的表达，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名正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了可以操作的规范性指南——即所谓控制和管制，就是未来在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后期规范性甚至法律性的管制——因为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说，当前所制定的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显然是不够的——不是对于我们这些使用者，而是那些身居高位者，会认为不够，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必须要具有可控性——本质上是一种高纬度的社会控制需要——这就像是新闻传播界所谓的把关人，在一个新闻编辑机关内部，从记者到编辑到总编、主任等等，基本上都具有针对硬新闻的高尺度审核要求——新闻媒体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议程设置，这也是构成了一家新闻机构，区分于他者的重要因素。
当我们掌握了权力，自然就会想到，要控制一切——外来之物，单单是外国人发明的，就已经很惊悚了，更何况那还不叫中文名字——因此必须要做一种姿态，即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文化复兴感带来的热爱——表面上是在征集名字，实际上是意图给人工智能加上一个紧箍咒——当然了，这未必不是必要的，假设这是美国，估计他们也会这样做——因为从现实意义角度看，很合理——但就目前来看，是一个下策——并不因为其本身昏暗，而是，它本身预示了一种在开放世界中不断自我封闭的可能性——但这显然造成了理论的冲突。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以中文形式书写的，中文不但是我们的叙事语言，更是一种思想的基础逻辑语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话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现在似乎可以说，语言甚至是理性之脊椎——我们多次提到了维特根斯坦，是因为在语言哲学上，他的理论非常天才而具有开创性——为我们从多重角度思考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分析限度——一种语言的构成，是模糊的，人类思维的理性存在，并不天然是我们思考的限制——你看那些原始人为什么迄今为止依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根本差异，就是因为语言——它的构成虽然具有模糊性，但是所谓日常语言在日常使用中，丝毫没有问题，而理性被表达，本质上是使用模糊的日常语言翻译那些思维的碰撞火花——也就是说，理性本身虽然可能是清晰的，但是理性必须在日常语言中被思想所忖度，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想什么，就算是想数学原理，只要不全公式化、形式化，结果可能都具有模糊性，这就导致人类实际上形成了两种范畴的理性——即模糊的日常理性，以及清晰的形式理性，而抽象本身具有一种伪装特性，所以人类的发展是有局限的，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应对各种现实问题——而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强力意志去营造一种或者多种多样的主仆关系。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我们从中文的所有文化和思想意向中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形容或者代称人工智能或者 token 时（如现在所谓的词元），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创造性工作——即翻译，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种机械性的翻译，它把一种智能限定在了人之理性范畴之内，联想到了 ai 技术的客体性，token本质上是一种消耗品，把它冠名词元，不得不说很贴切，因为他赋予了 token 一种消费属性，元本身会让人联想到货币，也就是说，其中消解了现实中真实货币的存在而将其单独赋予了一种货币属性，让人产生了一种消耗 token 就是花钱的直观感受——这就是一种高级的翻译，让人联想到了关于真理这个词的特定含义，中文本身单字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特殊意义的解释——真理的中文两字，已经表达了其对于英语或者德育来说更深的意思，而不需要进行特别详细的解释，因为你只要知道，真和理两个字单独的意思，就差不多掌握了真理的含义。
因此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之前说到了语言与哲学之间的异化问题，但现实可能更吓人，就是，一旦哲学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它就可能是另一种语言的哲学，即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即本土化——同一个海德格尔，他们作品是德语的，那就是德语的存在论哲学，翻译成中文，就是中文语境中的存在论哲学，当我们站在中国文化和语言角度去理解海德格尔，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学到了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海德格尔——这也是我所以认为哲学大多数是粪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你，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理解哲学家的真实意思——他们有时候还会修正自己的观点——海德格尔自己是教书的，他自己都会留一本自用本《存在与时间》——如果这些哲学家都保留这样的习惯，试想——我们这些仅仅只是读他们已经出版的著作的学习者，能掌握到他们多少？
我们说到了真理，其本身的中文翻译，就是一种意义的兑现——即翻译者在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词的真实意思时，必须要在各种中文词汇中去寻找，如果找不到，那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但具有成就感的工作——即同样新造词汇。比如海德格尔为了使自己的存在论理论自洽，而不得不发明，创造很多德语中原本不存在的词——尽管那具有逻辑性——但那本身也属于一种对语言的新创造——就像我们必须使用它所谓释义学去理解很多问题一样，他也必须要为那些新词进行释义——释义本身就是赋义——这是诠释学成立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是一种意义的创造，它根植于德语特殊的语境，也就是说存在论锚定在了德语世界，当他被法国人，比如萨特等人接受时，必然产生意义的扭曲——而这些新创造的词在翻译成中文时，必然也需要进行一次这样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从存在论的翻译过程，至少已然经历了双重意义的转化。
所以，学习哲学，并不是在学习哲学，甚至也不是在学习哲学家的本身，而是在学习，被解释的思想观念——更不用说，有人用某种单一的哲学理念去批判其他一切哲学思想了。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之类的话——因为除了语言，我们还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因为人的意识往往是不可被正确认识到的，在许多哲学家哪里，简单的例子，就是，虽然我们个人都会感到痛，并且我们知道用语言表达痛，但谁也不能说，两个人经历的是同一个痛，因为我们经历的是不同的痛——也就是说，除非发明出意识读取器，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知道——他人及其思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悲剧，所谓换位思考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即便我们拥有他者的一切思想，但我们的意识，也不是静态的，它具有一种思想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哪怕是身处于同一个处境之中，你可能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之类的说法之所以不过是一种言语霸权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理性意义上的可操作性，而是因为他们使用了适应模糊世界的模糊性的理论依据——而不是真理——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同一片蓝天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不一样。
话说回来，给所谓的人工智能起一个中文名字，既然我们谈到了强力意志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假设，即从世界的复杂性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认识到，要解决熵增问题最大的困难不是没有，而是数量巨大——即解决问题本身也是一个熵增的结果——放在这里正合适——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性词汇，其实反而增加了学习难度和信息量——结果是，非但没有带来充分的文化自信，反而是带来了可能的文化复杂和冗余——因为一旦这些概念被普遍接受，但却并非本土原生，很容易产生和原始意义相分离的可能性——结果是，反而导致了与现实科技发展前沿的断裂。
不过，目前来看显然我们是无法阻止他们的发生。